影片呈现的多角男女关系和嘴炮掉书袋式辩论让我以为这不过是春天和夏天的故事的同款续作哪知道这一切都只是最后十分钟结局的铺垫整部电影想讲的东西—faith and assurance—如此简单纯粹侯麦七老八十还拍这样的片子实在是太可爱太浪漫了大智若愚的“文盲”女主和“凡事要先在书上确认过存在”的男二是一对妙极了的juxtaposition自我观察细微又忠于内心和体验的人不需要帕斯卡和柏拉图的指引
弗里茨·朗十分大胆地让一位罪恶滔天的凶犯在大银幕前为自己辩解凶犯与群众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朗用一个社会新闻进行了一次政治反思这是1931年的魏玛德国;按照克拉考尔的观点M同样预示了纳粹德国的崛起马克·费罗更认为结局中女人的警告表明朗和他当时的女友Thea von Harbou(后加入纳粹)对魏玛共和国民主的不信任流露出两人的意识形态(cf.Cinéma et Histoire, 1977)从以微观的社会事件对社会制度进行宏观的分析角度来看朗无疑是影史的先驱